專欄作者 孫太一

特朗普政府通過行政命令給中國公司擁有的社交媒體下最后通牒很令人揪心。但要涉險過關，就必須了解美國為什么要打壓微信、TikTok，相關的動機又都是從何而來的，然后有章法地去各個擊破。筆者主要溯源分別來自立法體系、行政體系和總統個人三個不同方面的動機來淺述事情的起因，并試圖拋磚引玉提供針對每一個主體的對策。

對美國國會來說，TikTok和微信帶來的是潛在的風險。

國會議員（尤其是參議院）年紀普遍較大，對現代科技尤其是新興的互聯網相關的技術并不了解太多，這才會有兩年前扎克伯格去國會給一群參議員和眾議員解釋一些基本的因特網概念的笑話。所以，可以斷定，絕大多數國會議員并未使用過，甚至并不了解TikTok、微信以及它們相關的應用生態。對他們而言，制裁TikTok和微信的動機來源于對美國人信息安全的焦慮。

而在美國人看來，2016年大選中俄羅斯可以影響選舉助特朗普上臺，這讓兩黨各自都十分焦慮。到了今年，這樣的焦慮有增無減：民主黨人覺得中國公司會幫特朗普，因為特朗普給中國留出了大片的國際戰略空間；共和黨人則覺得中國公司肯定會幫助拜登，因為拜登可能會結束貿易戰，至少讓雙邊關系冷卻至奧巴馬時期的狀態。

因為這樣的揣測，雙方都想去除這樣的潛在的隱患。這也是為什么就在特朗普宣布對兩家公司的行政令前幾小時，美國國會參議院也通過了一項禁止任何人在政府發放的電子設備上下載TikTok的禁令，雖然沒有任何實際的證據證明TikTok有錯。

第二層壓力來自于美國的官僚體系，尤其是和信息安全相關的政府部門。

就在本周，一家總部在弗吉尼亞州的與美國國防和情報界有聯系的小型美國公司（也是美政府承包商）Anomaly Six LLC被揭露已將其軟件嵌入了眾多移動應用程序中，從而可以讓他們跟蹤全球數億移動設備的情況。該公司由兩名具有情報背景的美國退伍軍人創立。據公司的宣傳材料顯示，它能通過其自己開發的軟件從500多個移動應用程序中提取位置數據。

也就是說，美國自己的相關部門及有直接合作的承包商一直都在做這樣偷雞摸狗的勾當，他們覺得中國公司如果可以這么做卻不這么做是不正常的。比如CIA的分析師們日前就表示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或相關部門通過手機應用程序進入智能手機中獲取了用戶信息，但他們仍覺得這“很有可能”。

這種以己度人的態度，讓他們覺得任何掌握美國人大數據、了解美國民眾尤其是選民的喜好以及行為的公司都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挑戰，哪怕沒有任何證據——只因為美國自己就是這樣干的。

第三層壓力來自于特朗普自身。

特朗普想打壓TikTok和打壓華為的邏輯并不完全一樣。打壓華為是因為居然有中國公司技術比美國先進，影響“美國第一”的文化正當性。打壓TikTok則純粹是報私仇，因為幾周前特朗普競選季開始時，第一場在途爾薩的大型集會被一眾通過TikTok聯絡的韓粉給攪了局。他們紛紛注冊造成準備參加的假象，卻不去現場，造成現場大量空座，搞得特朗普這個很要面子的人十分難堪。他花不起打壓韓國的政治資本，遂想要弄死TikTok這個中國控制的公司。而聽說特朗普要搞TikTok，納瓦羅便趁火打劫，說把微信也一起搞了吧，聽說它很厲害。

特朗普對TikTok的威脅看似是對一個中國公司的挑戰，但其根本上是對美國價值觀的挑戰，也是檢驗美國一直推崇的價值是否真的經得起考驗的時刻。

首先是言論自由。TikTok上的內容雖然參差不齊，但那是一個開放和自由的平臺——這也是它與不少其他社交媒體應用有差異的地方。TikTok上自然會有靠嘲諷特朗普吸粉以及攪亂特朗普集會的人，但特朗普政府若是封殺TikTok，實質上是對美國言論自由赤裸裸的挑戰，至少是在因特網上。任何互聯網公司都可能因為擁有用戶信息被認定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而被封禁——特朗普之前不是已經想對推特動手了么。

第二個受到沖擊的價值是自由市場。臉書在相繼吃掉了Instagram和Whatsapp之后已經成為了相關領域在美的霸主（至少是之一），卻并沒能摧毀TikTok，因為TikTok成功找到了切入點，且比臉書要超前。

臉書負責人扎克伯格去年11月與特朗普共進晚餐時究竟聊了什么，有沒有雙方默認的交易我們不得而知，可很顯然扎克伯格已經為特朗普在其平臺做政治廣告（有的時候甚至是傳播不實內容）提供了便利，而特朗普如果要禁TikTok，大的受益者顯然也是臉書，因為臉書旗下的類TikTok平臺Reels即將推出。以行政命令幫助大公司更方便地進行壟斷，可謂是鮮明的反市場行為。

那么TikTok和微信應該如何應對呢？

除了在美國社會中尋找盟友（尤其是在意言論自由和市場自由的社會組織）外，可能需要依次針對以上提到的來自三方面壓力具體的回應。

對立法體系而言，游說顯然是較好的方式。就連美國的一些醫院都要靠雇前政客游說方能在應對新冠疫情的時候獲得所需的資源。在危機時刻，TikTok尤為需要有了解華盛頓盤根錯節勢力并能施加影響力的說客。而這些說客一般來說給的價格足夠高，讓其做得足夠低調，自然能取得一定的進展。對于TikTok這樣的大公司來說，之前很可能已經雇傭了一些游說集團，現在可能需要適當加碼。

就美國的行政體系而言，TikTok和微信很難去改變相關部門人士的觀念，尤其是他們自己每天從事的就是他們指責TikTok和微信潛在可以做的那些事。但這顯然可以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字節跳動和騰訊都應該有充足的資金雇好的律師，去起訴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尤其對TikTok來說，作為一家注冊在美國的公司，顯然應當受到美國憲法的保護。言論自由和市場自由可以放棄，但美國是否會為了這事兒毀壞法制制度？

針對第三方面，TikTok和微信等不到大選那天，而且哪怕換了拜登上臺情況一樣也不會太好——拜登團隊也已經要求所有的雇員刪除手機里的TikTok應用。所以，這一層面上可能需要一個短期的緩兵之計，比如先利誘一下，宣布歡迎特朗普入駐TikTok感受一下真實的TikTok，甚至可以專門為他設置一個45天的免費的臨時大V，在宣布的時候放一些TikTok上支持特朗普的視頻——能找到作者則更好，讓這些作者聯合發聲，并讓媒體報道。與此同時，在宣布的時候還可以暗示特朗普“我們不像美國某些社交軟件那樣去審查內容、貼標簽”，因為特朗普先前對推特給他的推文貼標簽很不滿，耿耿于懷，這里可以做一個對比。

當然，除了胡蘿卜之外，大棒也是要準備好的。對特朗普而言，懲罰他草率推出行政令的方案其實是退出，而不是賤賣。因為退出會直接讓他失去一眾TikTok使用者選民的支持，甚至要挾不賣都能起到讓特朗普三思的效果（不過這個方法不適合微信，因為微信不像TikTok那樣在美國已經深深扎根）。這一套組合拳下來，潛在可以讓TikTok和微信涉險過關。當然對商業公司來講，愿不愿意讓投資人和利益相關者承擔一些措施帶來的風險就另當別論了。